廖沫沙自学生时期便积极参与学生运动，曾在湖南学生联合会担任秘书一职。1927年，他前往上海艺术大学文学系担任旁听生，次年转至武汉，担任《革命军日报》副刊的编辑。1930年，廖沫沙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曾担任团沪中区书业支部书记以及团沪中区委宣传部长。1932年，党组织将他调至《远东日报》担任编辑，并自此开始了杂文创作的生涯。在1930年至1934年期间，廖沫沙曾三次遭受逮捕。

1937年，抗战的硝烟弥漫，廖沫沙与田汉、阳翰笙、袁牧之等同仁一道，抵达武汉，投身于编辑《抗战戏剧》的行列。翌年，他加入田汉在湖南创立的《抗战日报》，肩负起编辑的重任。1939年，廖沫沙又转战桂林，协助郭沫若、夏衍，投身于《救亡日报》的编辑工作。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廖沫沙抵达香港，担任《华商报》晚刊的主任编辑。然而，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华商报》被迫停刊。1942年，他北上重庆，成为《新华日报》的主任编辑。

抗战胜利之际，廖沫沙被调往香港，负责复刊《华商报》，并担任副总编辑及主笔之职。同时，他还身兼中共港澳工作委员会委员及报委书记的双重身份；1948年，他更是出任香港新民主出版社的总编辑。

1949年6月，廖沫沙应调至北平（今北京），先后担任市委委员、宣传部长、教育部长、统战部长、市政协副主席以及全国政协委员等要职。廖沫沙笔耕不辍，一生创作丰富，其著作《廖沫沙全集》共五卷，流传于世。

廖沫沙自学生时期便对文学情有独钟，一生笔耕不辍，创作出许多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杂文，却也因之招致了不少麻烦。然而，他对此痴心不改，即便是文革期间被囚禁时所撰写的《交待材料》，亦能妙语连珠，既庄重又风趣，令专案组成员哭笑不得。

《材料陈述》一开篇便描绘了：“专案组面临‘内容膨胀’之困，原计划撰写五页，却洋洋洒洒二十余页。更有数段被删，未能完整呈现。面临此境，恳请各位给予指导。但我仍期望保留全文，以便充分展现我的思想脉络，让领导能够全面了解。”至于“对运动之见解”，则表达了：“我这个平凡之人，有幸成为批判（点燃）的焦点，参与这一壮丽的历史进程，虽历经艰辛，却深感荣幸，乐在其中。”

“三家村”原本是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于1961年设立的一个杂文专栏，其名为《三家村札记》，文章由吴晗、邓拓、廖沫沙三人轮流执笔，署名均为“吴南星”。其中，“吴”字取自吴晗，“南”字则对应邓拓，因其笔名“马南邨”，“星”字则代表廖沫沙，其别号“繁星”。《三家村札记》共刊载了60篇文章，深受广大读者喜爱。

这真是难能可贵。”姚文元借此话头大肆发挥，声称：“我们欢迎这样的反面教员，它将有助于我们洞察诸多问题。”随之而来的是批判文章如潮水般涌现，形成了一股铺天盖地的攻击浪潮。《三家村札记》被冠以“三家村反党集团”的罪名，而全国各地更是纷纷涌现出无数大小不一的“三家村分店”。

邓拓

文化大革命爆发之际，邓拓毅然以生命为代价，宁可选择玉石俱焚；吴晗与廖沫沙不幸沦为批斗的对象，吴晗在迫害中不幸离世，而廖沫沙则在囚禁八年之后，又被迫承受了三年林场的艰苦劳改之苦。

1979年，历经风雨，“三家村”冤案终于得以昭雪平反。令人赞叹的是，即便在遭受批斗的苦难时刻，廖沫沙先生仍保持着超然的心态，以诗自娱。在漫长的关押岁月里，他以烟盒为纸，以火柴为笔，在狱中创作了大量诗篇。这些作品后来汇编成册，命名为《余烬集》。

其一：

书生自喜投文网，

高士如今爱折腰。

扭臂裁头喷气舞，

满场争秀斗风骚。

其二：

云淡风轻近午天，

弯腰曲背舞台前。

时人不识余心乐，

将谓偷闲学拜年。

乐观豁达至此，

真乃幽默大师也。

幽默者，不止逗笑。

1975年6月1日，廖沫沙被押送至江西分宜县的芳山林场参与劳动。在行进途中，专案组宣布了对其监护的解除。尽管廖沫沙仅能略微与外界有所交流，但他仍旧对国家的大事保持着高度的关心。面对报纸和杂志上充斥的“形势一片大好”的言论，以及耳边不绝于耳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的喊声，廖沫沙内心的愤怒难以抑制。

廖沫沙先生性格幽默、乐观，心态宽广，在养生方面亦颇具心得。于1988年1月16日，值廖老先生八十一华诞之际，在湖南同乡的祝寿活动中，他分享了个人独特的养生之法。

廖沫沙的养生哲学，源自于他当年在批判“三家村”事件中所经历的磨难。“我的养生之道，首要便是保持心态平和，面对纷扰，能豁达以对，这多少有些阿Q式的精神。”在那段动荡的十年浩劫中，廖老常以自嘲来排解心中的苦闷：“我原本只是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却因林彪、‘四人帮’的所作所为，竟然变得‘名噪一时’。”

“如果不让我们吃饱，你们就没有‘活靶子’了。”

在江西芳山林场的劳作岁月里，他时常以自娱自乐的方式排解忧愁。冬日里，若是偶尔能觅得几枚柑橘，他便用指尖或是大头针细心地将橘皮柑皮刻成精致的花朵，摆放在桌上，供人观赏。面对这些独具匠心的“工艺品”，他更是即兴赋诗一首：“一株清翠赠湘云，力畹贞风寄素心。不畏严寒与酷暑，幽岩之下度黄昏。”正是这种冷静沉着、胸怀宽广的性格，为他养成了健康的养生之道。

挥动双臂、摆动双腿，并将腿搁于书桌上进行按压。接着，他会对腹部进行揉捏，方向包括上下左右，顺时针与逆时针，共180次，同时配合深呼吸。廖老曾言，揉腹之举能使六气汇聚于合谷，达到镇痛通络、祛病延年的效果。

廖老的日常早餐简单而规律，通常是一枚鸡蛋、一杯牛奶以及一碗热腾腾的玉米粥。午后的时光，廖老便会依照惯例小憩片刻。夜幕降临，他会用温水洗净身体，然后在晚上11点整，准时进入梦乡。据廖老夫人所述，这种规律的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廖老一直坚守，直至生命的最后一程。

来源：爱思想网

追忆廖沫沙

作者：刘茵

一

“电话!”

我拾起电话筒，耳边响起了一阵轻松幽默的问候：“嘿，你猜猜看，我是哪位？”

“猜不着？是小李？”

“哈哈哈——”话筒里传来欢笑声。

那位瘦削而和蔼可亲的老人形象瞬间跃然眼前，我仿佛捕捉到了他那如同孩童般纯真的喜悦笑容。

“啊呀，是廖老!”

果然是他！——“三家村”冤案中唯一幸存的见证者，一位年过七旬的长者——廖沫沙！

1979年二月，我有幸在北京朝阳医院与他相遇。环顾他的病房，窗台上一排鲜艳的桔红色花朵格外引人注目，竟是纯桔皮制作而成，令我赞叹不已：“这等手艺出自何人？”他微笑着未作回应。直至后来我才得知，这一切竟出自廖老的巧手。

在那个苦难的时代，他不幸被囚禁。有一次，他购买了一件新衬衣，看守不慎遗落了领衬上的大头针。廖老灵机一动，巧妙地将它藏匿于烟盒之中。此后，他在困境中寻得乐趣，凭借早年学校手工课上所学，用大头针在吃剩的桔皮上刻制出小兔、小马、小羊以及蝴蝶等动物形象。随后，他又细心地将它们晾干并压平。桔皮在廖老手中变幻成梅花、兰花、菊花、荷花等形态各异的花卉，仿佛获得了生命，他仿佛置身于早春的田野之中。

在我提及人民文学出版社计划将《三家村札记》集结成书之际，他不禁笑了出来：“你难道不担心自己会成为‘三家村’的追随者吗？”

“吴晗、邓拓、廖沫沙，同根藤蔓结三瓜。打啊打啊，我们齐心协力，将他坚决打倒！”廖老闻声，脸上露出愉悦的笑容，他在沙发上仰头大笑，甚至笑得泪水涟涟。

二

自三十年代起，田汉便为艺华电影公司执笔剧本，廖老则作为其得力助手，寓居于田汉府邸。

一日，黄敬的胞姐俞珊引荐了一位女士，她声称是自北方逃荒至上海的。俞珊请求田汉能协助为这位女士寻觅一处居所。廖老便是借此机会与李女士相识。实则，这位女士早已对田汉的大名心生向往，立志欲投身其门下，此番主动上门，并非一时兴起。

与廖老重逢之后，她谈笑风生，言谈间无所不谈，滔滔不绝。由于田汉家的住所有限，只得将她与保姆安排在同一间房内。而那时，廖老和田汉同住旅馆撰写剧本，妻子已返回湖南，他空余的房间恰好位于田家。

李女士偶遇廖老归来取物，遂径自步入屋内，语气不卑不亢地说道：“廖先生，我这还是头一回来到上海，暂无安身之处。听闻您们正在旅馆撰写剧本，而这间屋子空置着，不知能否让我暂且在此安顿？”廖老面对此请求，不便直接拒绝，只得含糊其辞地回应：“家眷不久便将抵达上海，在此之前，您便暂且在此居住吧。”

随后，廖老及其夫人迁往他处居住。然而，李女士却再次登门拜访，说道：“廖先生，田汉家那里的嘈杂声太过扰人，若您们这里尚有空余之地，我倒是希望能搬至与您们同住。”廖老夫妇仅拥有一间卧室和一间厨房，面对李女士的请求，他们略显冷淡地回应道：“看来，您只能委屈一下，住在厨房里了。”

“我先行至另一友人家中探望，若能安顿下来，便不再前来；若不行，我便再来借宿于厨房。”言罢，她转身离去，此后便再无登门。李女士（即江青）对廖老那次并未热情邀请她留宿之事始终耿耿于怀。到了1972年，她竟愤怒地对美国记者维克多重提那三十九年前的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由此可见她的心胸狭窄，为人阴郁。

田汉与廖沫沙均为江青在三十年代的密友，因此当“文革”序幕拉开，她便毫不犹豫地以“三家村”和“四条汉子”为突破口展开攻势，亦属意料之中。

1955年新春之际，廖老在北京的一家医院接受了手术，恰逢江青同住于此。江青闻讯后径直闯入病房，兴奋地喊道：“沫沙同志，转眼已三十年未见，你还记得我吗？”她谈笑风生，话题横生。直至一个多小时后，她才依依不舍地离去，并在离开时留下了一句：“明天我还来，还有话要说呢！”然而，廖老并未因为江青的特殊地位而对她特别尊敬，次日便悄然离开了医院，回到了家中，对江青的再次约定并未放在心上。

“你们知道繁星是谁吗？他就是廖沫沙，撰写了《有鬼无害论》，身为北京市委的一员，为何不在报告中提及他的名字？”随后，廖沫沙的名字便被纳入了文化部向中央提交的报告中。

时局突变。1966年四月，廖老正身处京郊，参与“四清”运动。16日的清晨，他如常地启动了收音机。然而，眼前的景象让他震惊不已。播音员以激昂的语调，正在播报《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一文，以及《前线》、《北京日报》的“编者按语”。其中提到：“‘三家村’的结盟绝非偶然，而是共同反动政治思想的产物……廖沫沙自觉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一派主将……”

邓拓、吴晗和他，名字屡被提及于批判之列。究竟何事引发？他心中困惑，当日便急速返回了城市。

自5月8日何明与高炬的文章问世，“三家村”便在市委遭受了批判。紧接着，邓拓不幸离世。廖老心生疑惑：我该如何是好？是生是死？我怎会是反党分子？我对党的忠诚始终如一，问心无愧，绝不能轻生。毕竟文章并无死罪，若我因此丧命，那便是他们的错误。

广播中充斥着愤怒的指责之声，诸如“三家村爪牙”、“小三家村”、“三家村分店”等标签层出不穷。城乡之间对“三家村”的声讨浪潮此起彼伏，仿佛无数拳头在中国大地上挥舞，而“三家村”的不公之狱已遍布全国。这场声讨“三家村”的闹剧正热闹上演，引人注目。

文字狱令人惊心动魄。

三

驱逐害人之虫，昔日冤案终得洗雪。吴晗与邓拓已含冤离世，“三家村”的队伍中，如今仅剩廖沫沙一人孤守。

廖沫沙作证审四人帮

重返家园，步出法庭，他内心波澜起伏。在那被囚禁的八年时光里，他独守囚室，四面墙壁，无人声，无人影，四周如同荒凉的坟墓。漫长的岁月，何处能排解忧愁？漫漫长夜，何时才能迎来曙光？孤独与压抑让他难以忍受。他渴望倾诉，却无人可诉，无人愿听。四季更迭，花开花落，他的言语变得生涩，仿佛变成了一个只能发声的哑巴。他担心自己会失去说话的能力，因此，常常独自低语。如今，他能在法庭上激情辩护，言辞犀利，令众人侧目。

“慢点走！”他回过头轻声回应：“小声点，大家都在睡觉！”看守恼羞成怒，剥夺了他如厕的权力，将他拖回屋内，用毛巾堵住他的嘴，按在床上痛打。打完之后，看守便锁上了囚门离去。他一扯开毛巾，满口鲜血，一排门牙在毛巾被强力压迫下松动脱落。自此，他上下两排门齿俱失……谈及此事，廖老满脸怒火，几乎要吼出声来：“这是法西斯行径，野蛮至极。我的牙齿已坏，咀嚼变得异常艰难，请求治疗，他们却置之不理。”即便入厕如此艰难，洗澡亦让人哭笑不得。获准洗澡时，必须低头缓行，若走慢了，他们会催促：“快点！”而若走快了，又会大声斥责：“慢点！”常常洗到一半，发现另一个人已在等候，看守便大声叫道：“时间到了，回去！”

那是一个难忘的1975年，一天，管理人员紧急将他召回：“中央已决定，将你下派至江西。”他恳求道：“能否让我先回家探望一番？”管理人员却回答：“时间紧迫，明晨即需启程。”他再次请求：“能否先让我与家人团聚，哪怕只是短暂的片刻？”管理人员却婉拒：“抱歉，抵达江西后，家属自可前来探望。”

廖老愤慨不已：“这哪里是下放，分明是流放！我已被囚禁八年，如今又被遣送至江西，甚至连与家人团聚的机会都被剥夺。俄国沙皇政府在将列宁流放后，至少还允许他回到莫斯科家中度过了一周。而你们，竟连沙皇政府都不如！”

他未回家，被押送至北京站。

四

遭受批判之痛难以言表。遭受斥责便是遭受责骂，而遭遇批斗则意味着遭受殴打。究竟是如何挨过那数十场批斗的呢？他回忆道，每当身体承受不住压力，低头弯腰之际，便默念“南无阿弥陀佛，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的经文，以自嘲的心态来缓解肉体的苦楚，并在精神上赢得胜利。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又找到了新的方法，将默念咒语扩展为背诵古体诗，这为他精神世界的丰富开辟了新的途径。

“你究竟是什么人？”

“我这个人怎么啦?”

“为何你来此，不像是反革命？”

“请您保持冷静，激动对您并无益处。”

“利与不利，此事已尘埃落定。即便再不利，也不会遭受两次死刑之刑。毕竟，我仅有此生……就此打住，请看守将我带回牢中。”

1975年五月，他踏入了江西某片林场的土地。某日，传闻他的问题即将得出结论。多年来，他一直翘首以盼，期待着这个将决定他命运的关键时刻。恰巧，此刻他的妻子和女儿也来到江西探望。她们对他叮嘱道：“如果结论不能做到实事求是，那就不予接受。你也不必有所顾虑，我们不怕因此连累，无论如何，我们全家都将并肩共度。”

“这完全是诬陷！简直是莫须有！”

“这是中央定的。”

哪个中央？林彪也自称中央？

步入屋内，他怒火中烧，身体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血压也随之急剧攀升。

小云语气坚定地言道：“爸爸，请你务必写好申诉，我将帮你呈递至相关部门。”她毅然决然地挡住了中央专案组的车队，将申诉书递送出去，此举在新时代亦堪称“拦轿诉冤”的壮举。

他无论如何都无法理解，为何在为党奉献了数十载之后，竟落得个反革命的罪名。

他自幼饮湘江之水，茁壮成长。早年，在湖南长沙的第一师范附小求学期间，他得以有幸成为谢觉哉老师的弟子。谢老不仅是他的班主任，还兼授国文课程。在谢老的悉心教导和深刻影响下，他踏上了革命的道路。1930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3年，他又加入了左翼作家联盟。他笔耕不辍，时常为报刊撰写杂文。在抗战时期，他遵循党的指示，于长沙主编《抗战日报》，曾发表毛主席的《论新阶段》等重要文章。因此，他遭到了国民党书记长的亲自质询，报纸也一度被迫暂停发行。

自抗战爆发，长沙城内烽火连天，生死存亡之际。廖老未选择退守后方，反而坚定地留在了长沙，于极度艰苦的环境中，坚守着报纸的阵地。面对日军的猛烈轰炸，他忍受着失去妻子、女儿的巨大悲痛……如今，他却沦为了“反革命”，他怎能保持平静？

在唐家权以化名流放江西的岁月里，他结识了许多善良之人。他们识得“这位老者心地善良”，因而纷纷给予他同情与关怀。每当唐老提水桶时，总有人争先恐后地前来帮忙：“老唐，让我来帮你。”排队领餐时，也有人主动说：“老唐，您年纪大了，让我先买吧。”他们还会邀请他串门，或是聚集到他的小屋中谈天说地。佳节之际，人们纷纷向他送上祝福，并邀请他共度佳节。置身于人民群众之中，唐老仿佛鱼儿畅游于水，心中充满快乐。他也铭记那位林场书记的温柔话语：“请放心，无论将来对你有何结论，我都会一视同仁。”

友情犹如一股暖流，滋养着他的心灵。当家人从江西前来探望时，女儿递给他一盒来自北京的精致糖果，轻声说道：“这是夏衍伯伯特意送你的，他问候你安康，并告知你，困难终将克服，叮嘱你务必保重身体。”接过糖盒，他的眼眶不禁湿润，泪水夺眶而出。

在漫长的监禁岁月里，他手无寸纸，笔也无处寻觅。然而，一次偶然的发现，让他意识到空余的纸烟盒竟可成为临时的书写载体，而燃尽的火柴梗亦可化作简易的笔。就这样，在数年的时光里，他凭借这些简陋的“纸”与“笔”，创作出了一百多首诗歌，自嘲地将其命名为《余烬集》。某日，我偶然间发现了这些珍贵的“余烬”，惊喜万分，立刻挑选了其中不少烟盒纸带回了编辑部。这些作品，最终在1981年第一期《当代》杂志上与读者见面。

要坚韧不拔地生存下去，若无强健之躯，谈何容易。他毅然决然地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开始了自己的“囚室长征”。经过一番计算，他发现每跑一圈仅15米，若每日数十圈，累计便可达千米之遥，三年、五年……他不禁笑了。他将床铺和凳子移至墙边，日复一日地围绕着这间房子奔跑。这里既无风雨侵袭，亦无需背负行囊，他自认为这比真正的长征来得轻松许多。岁月如梭，他始终坚持不懈，直至最终摆脱了囚禁之地。

1972年，他依旧身陷囹圄。当家属首次踏入那禁闭之地，陈海云妻子内心涌动着无尽的诉说。然而，当她目睹身着粗布中式衣衫、头戴草帽、手持锄头、面容憔悴的丈夫时，泪水不禁夺眶而出，原本轻松的心情又沉重了几分。

他询问：“我的那些藏书保存得如何？刚才我带来的书都被收缴了，现在一本不剩。下次若再来，能否请你们帮我多带一些书来？尤其是《鲁迅全集》。”面对此情此景，她该如何回应呢？她只能无奈地苦笑以对。

在妻子第二次前来探望时，她带去了几本书。廖老的眸子瞬间闪烁着喜悦的光芒，宛如孩童一般兴奋。他习惯于夜深人静时在灯光下勤奋阅读，尽管蚊虫在灯旁嗡嗡作响，他却轻松地笑着说：“年岁渐长，这点小咬不足为惧。”

书，即生命，亦即世界。

五

平反后，廖沫沙迁入新居。

数年间，他笔耕不辍，为诸多报刊贡献了诸多诗文佳作。同时，他还负责校阅并出版了《三家村札记》、《长短录》、《廖沫沙文集》、《纸上谈兵录》以及《余烬集》等多部著作。

细读他的一部部著作、一篇篇论文，目睹他桌上堆积如山的一封封约稿信，数一数他的众多职务：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国务院古籍整理小组顾问、田汉研究会副会长，以及其他数个团体会长、名誉会长、报刊顾问的头衔，我不禁想起曹操的《步出夏门行》中的名句：“神龟虽寿，犹有终时；腾蛇乘雾，终归尘土。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衰。人生短长，不仅由天定；保养身心，亦可延年益寿。”

“廖老先生，您看起来愈发年轻有活力，精神头十足。身兼数职，您是如何做到如此高效的呢？难道您有什么超凡的能力，可以分身应对吗？”

“哈哈——服务人民，岂论年岁长短，我觉得自己依旧年轻着呢！”

突然间，我内心的银幕上，繁星点点，璀璨生辉。那夜空，如此迷人，繁星如宝石般镶嵌在天穹之上，既明亮又璀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