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的台湾暗流涌动，中共地下党“东海小组”的负责人吴石将军，正面临一场生死考验。

当交通员林义良被捕后，一场精心策划的营救行动悄然展开。 然而，谁都没想到，这场成功的营救竟成了组织覆灭的开端，台工委书记老郑（原型蔡孝乾）在行动中暴露的功利心与违纪行为，为日后叛变埋下伏笔。

而吴石的副官聂曦为保全上级，被迫与保密局、国防部二厅周旋，甚至利用敌方内斗险中求胜。 这段历史暗线揭示了一个残酷真相：叛徒的致命弱点，往往藏于细节之中。

林义良的身份极为特殊。 他不仅是台湾地下交通线的核心负责人，其兄林义伟更早年为保护吴石而牺牲。

吴石得知林义良被捕后，决意不惜代价营救。 然而，这个决定让原本只负责情报传递的“东海小组”被迫卷入前线行动，风险成倍增加。

营救计划由吴石和聂曦制定，但执行重任落到了台工委身上。 交通员朱枫向老郑传达任务时，要求他提供无标识车辆和隐蔽安置点。

老郑爽快答应找车，却以“风险太大”为由拒绝安置林义良，坚持让吴石小组接手后续转移。 这一反常推诿，暴露了老郑规避风险的利己心态。

老郑违反单线联系原则，坚持亲自参与营救。 台工委本已安排三名人员，足够应对两名看守，但老郑以“东海同志身先士卒，书记更不能落后”为由强行加入。

实际行动中，他刻意折返交接点，只为确认聂曦身份，正是这一举动，让他锁定了吴石与地下党的关联。

聂曦的违规行动同样留下隐患。 为保障林义良安全转移，他擅自与老杜前往交接点，虽成功救出林义良，却因老郑的窥视而暴露身份。

聂曦作为吴石副官，他的出现直接指向吴石。 尽管他预留遗书试图切割与吴石的关系，但此举在特务机构眼中无异于掩耳盗铃。

林义良获救后，吴石通过陈宝仓制作假通行证，将其伪装成司机送至码头。 途中遭遇保密局盘查时，老杜急中生智掌掴特务，以“国防部办案”之名强行通关。

林义良最终站在船舷向吴石的别克车挥别时，上海防空情报已随之送达大陆。 此次行动虽成功，却因老郑的介入，让吴石小组彻底进入保密局视野。

吴石的危机很快爆发。 保密局在调查情报泄露时，从文件上检出吴石指纹，其嫌疑陡增。 毛人凤意图借此扳倒吴石，但国防部二厅的段退之因派系斗争暗中作梗。 聂曦敏锐抓住两方矛盾，设计破局。

他首先利用吴石司机小钱被余骁男收买的事件，诱导小钱自首揭发保密局内部贩卖情报的行径。 随后，聂曦将线索透露给段退之，暗示可借机打压保密局。

段退之为独占功劳，不仅配合抓捕余骁男，更在吴石被监听时故意提示电话有窃听器，变相破坏保密局计划。

聂曦的连环计的高潮出现在国防部对峙现场。 当毛人凤向小蒋指控吴石时，聂曦突然押着余骁男闯入，出示其倒卖军情证据，并揭发谷正文擅闯吴公馆。

吴石顺势反诘：“余骁男一个小队长，岂能主导栽赃次长？ ”矛盾被转至保密局内斗，吴石暂脱险境。

然而，所有转机都难掩老郑叛变的必然性。 历史中的蔡孝乾（老郑原型）早在1950年1月首次被捕后，就因贪图享受而动摇。

国民党特务投其所好，供其牛排美酒，甚至接来其姫居的妻妹马雯娟同住。 一周内，蔡孝乾叛变，供出1800余名地下党员，导致吴石、朱枫、聂曦、陈宝仓于1950年6月10日就义。

剧中老郑的性格缺陷与历史惊人吻合：他营救林义良时功利性的“身先士卒”，拒绝安置战友的推责行为，以及违反纪律窥探聂曦身份的好奇心，皆是叛变的前兆。

而吴石小组的悲剧，正始于这场看似成功的营救，当隐蔽战线工作者因情义被迫承担额外风险时，组织的裂缝已悄然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