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毛泽东在庐山
召开七千人大会
团结民主探未来
（节选）
作者｜邸延生
选自｜《“文革”前夜的毛泽东》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参加这次大会的人员包括了县委书记以上的县委、地委、省市委和中央党的各级领导同志，总计七千余人，所以又被称为“七千人大会”。
本次大会的核心议题集中在形势分析、任务落实、民主集中制原则的贯彻、党的作风建设以及群众路线的深化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会议的宗旨在于总结自“大跃进”时期以来的丰富经验与深刻教训，旨在更加客观地审视当前形势，统一全党的思想共识，并为未来工作的推进制定战略规划。
刘少奇：“七成人为祸，三分天灾”
1月26日下午，毛泽东在钓鱼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主要讨论了“七千人大会”的安排问题，继而讨论了刘少奇口头陈述的大会报告提纲。会议决定第二天下午召开全体大会。
1月27日下午，“七千人大会”正式开幕。毛泽东主持会议，刘少奇作口头报告。
在报告中，刘少奇着重探讨了四大关键议题：国际及国内形势的剖析、集中统一的重要性和实现方法，以及党的作风建设问题。针对国内形势，刘少奇指出，自1959年以来，我国农业连续三年面临减产的重压，进而深入剖析了这一问题。
约在两三年前，我们曾对农业与工业领域的发展抱有“大跃进”的期待。确实，过去几年间曾出现过一段“大跃进”的势头。但时至今日，形势已非昔日，我们不仅未能持续进步，反而出现了倒退，呈现出明显的“U”型走势。这一现象是否值得我们关注？我认为，遵循实事求是的态度，我们应直面这一现状。至于这种困境的形成原因，为何未能实现增产反而导致生活必需品短缺？其深层次原因究竟何在？
首先，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造成了农业和工业产量的显著下滑。其次，自1958年以来，我们在工作中暴露出诸多不足与错误。针对这两大因素，究竟哪一个是导致问题的主因？是自然灾害的持续影响，还是我们工作中的缺陷和失误更为决定性？这需要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来分析，并客观地向公众进行说明。
“你们面临的问题根源是什么？是不是遭遇了自然灾害？”他们的回应是：尽管灾害降临，但其影响范围相对有限。然而，导致困境的真正原因，实则“三分源于天灾，七分归咎于人祸”。
刘少奇表示：“总体上，”不妨将比例调整为三比七，即七成成绩，三成不足与失误。在撰写正式报告时，此类看法并未被提及；文中明确指出，业绩的呈现应当占据首要位置，而不足与失误则相对次要。昔日，我们习惯于将失误与不足、成就与进步，比作独指与满掌之间的联系。然而，时至今日，恐怕这种比喻已不再适用于所有情形。”
刘少奇在讲这些话的时候，整个会场上鸦雀无声。毛泽东听得非常清楚，但也只是默默地吸烟，脸上没有流露出任何的表情变化。但许多人都知道，拿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来比喻工作中的成绩和缺点错误的关系，是毛泽东第一个提出来的，而且经常这样讲，尤其是在工作失误和遇到困难的时候，毛泽东更爱这样讲，以此来鼓舞大家的士气。
现在，刘少奇一改毛泽东的这个说法，并且是在有七千多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这样尖锐地提出问题，特别是讲了“三分天灾，七人误此类充满挑衅性的言论，不禁让众人纷纷露出惊讶的神色，同时也不免对问题所潜藏的严重性有了或多或少的认知……
“实事求是，不仅要求我们深入细致地开展调查研究，还须广泛地激发党内外的民主活力，并始终以实际情况为依据来制定政策、规划和措施。然而，要切实做到实事求是，更需要我们拥有敢于担当的勇气。若缺乏这份勇气，便难以坚定地坚守实事求是的原则。”
刘少奇报告之后，毛泽东作了简短发言，他说：“明天（注：即1962年1月28日，星期日——作者附记）由于我们计划在本月底前完成这次会议，因此我们并未安排假期。明日为28号，我们力争在30号前完成。为此，我们预留了空间，保留了31号这一天。若30号未能如期完成，我们将利用31号继续工作。总之，我们必须确保在31号完成会议，届时，大家便可在31号晚上离京。
▲“七千人大会”期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领导人在大会主席台上
林彪同志发表了精彩讲话。
1月29日，大会全体会议继续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林彪讲话。林彪在极力颂扬毛泽东领导正确的同时，把各方面所犯错误的主要责任统统推卸到了毛泽东以外的其他人身上。在谈及这几年所遇到的各种困难时，他说：“这些挑战，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由于我们未能严格遵循毛主席的教诲、毛主席的警示以及毛主席的思想精髓。。”
他郑重指出：“毛主席的优点是立体多元、全面深入的，并非局限于某一单一领域。我经过数十年的观察与亲身经历，深刻体会到，毛主席最为显著的优势，便是其务实的作风。”他实际，猜得准。。”
听林彪这样讲，毛泽东坐在主席台上只是吸烟，并不插话。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人也都不插话，整个大会都在听林彪一个人讲：“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
林彪歌功颂德式的发言，赢得了会场上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这掌声，给了毛泽东支持与力量，也给了毛泽东更大的自信。
继此之后，林彪对党的军事指导理念进行了深入的阐述……
林彪讲话后，毛泽东接着讲话。他说：“林彪同志发表讲话。在探讨党的指导路线与军事战略方针时，我希冀对之进行一番系统的梳理与总结。”我的目光随之转向林彪，“请你务必在一周至半个月内完成这项任务。”随后，我又补充道，“至于少奇同志的口头汇报，仅凭口头表述难以作为正式凭证，还请他将汇报内容整理成书面材料。他已经承诺将照此执行。”
三、毛泽东：“发扬民主，让人讲话”
毛泽东为了总结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纠正错误，充分地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以克服1959年庐山会议以来存在的严重问题，他在这次大会上以身作则地再一次做了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解除了与会者的顾虑：
我坚信有能力破解上下级沟通的难题。一个切实可行的策略便是，日间心怀不悦，夜晚却沉浸于戏曲之中，一干二稀，众人皆感愉悦。我认为，确保公众有渠道表达其不满至关重要。如果不允许情绪得以疏导，团队将难以形成统一意见。没有民主机制，即便是汇聚众力也无法成功。毕竟，情绪若未得到合理宣泄，又怎能激发个体的潜能？即便是在中央会议中难以坦率发言，回到地方后更是沉默寡言。经过我们的常委会成员共同商讨，我们希望找到一种妥善的途径来处理情绪释放的问题。出多少吸多少无论对与错，我们皆摒弃前嫌，坚决避免任何形式的打压与报复行为。骂人报复非善举。我们必须建立健全民主集中制的运行机制。尽管我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已历时数十年，然而，党内生活的民主集中制建设尚未达到充分完善的程度。部分同志对民主集中制的理念认识尚浅，民主意识有待进一步强化。
毛泽东还说：“若有疏漏，必须及时更正，不论错失源自何方，责任应各自承担。若系个人之过，自当积极改正。至于涉及中央层面的问题，若直接关联，本人将毫不犹豫地承担相应责任；即便为间接因素，亦绝不容许推卸分毫。身为主席，履行职责，实乃分内之事。何谓官僚作风之指责？众多文件布置，煤炭部发布指令，直至少奇同志的汇报公布，方始洞悉。此事反映出我官僚化的倾向严重。究其根本，问题核心是如何确保层级间信息流通无阻……
毛泽东的讲话，语言生动，有声有色，讲话经常被人们的热烈掌声所打断：“实际上，我们现在开的是五级干部会议：县委、地委、省委、中央局、中央。如果你们赞成，就按照这个方法去做，改正我那一天说的办法。如果你们不赞成，一定要明天结束，我也可以接受，我们明天就可以散会。如果你们想解决上下通气这个问题，就趁此机会，就在这里解决，舒舒服服回去。如果你们赞成，就这样做。每天下午有一个同志讲话，上午讨论，开出气大会。”
“促进民主，开放言路。”——这是毛泽东在1月30日下午的大会上讲的一句名言。他说：“要使全党、全民团结起来，就必须发扬民主，让人讲话。在党内是这样，在党外也是这样，省委的同志、地委的同志、县委的同志，你们回去，一定要让人讲话。在座的同志们要这样做，不在座的同志们也要这样做。每位党的领导人员都应积极推崇党内民主，激发同志们敢于直言的精神。。”
在讲话中，毛泽东一共谈了六个问题——有关这次会议的开会方法；有关民主集中制问题；我们应当联合哪些阶级、压迫哪些阶级；关于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要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其中，主要是讲民主集中制问题。
他说：“无论党内抑或党外，均应保障民主生活的完备性，换言之，务必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无需畏惧，我们的信条是：执着真理，持续修正错误。职场上的是非曲直，其本质是人民内部的分歧。面对此类分歧，应避免侮辱、暴力，更不能动用武力，而应通过讨论、理性的解释、相互指正与自我反省来解决。概括来说，必须采用民主手段，激发民众的声音。
民主的缺席，导致正确集中的难以实现。由于众说纷纭，共识难以形成，有效集中制度的构建便成为难题。缺乏民主，意味着群众的意见无法得到充分体现，进而难以孕育出卓越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缺失民主，便无法深入掌握基层的实际情况，信息透明度不足，各方意见未能得到广泛搜集，上下级之间的沟通不畅，决策往往基于上级机关片面或不全面的资料，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主观主义的倾向，共识难以达成，统一行动难以实现，真正的集中更是遥不可及。
“我党的集中制，根植于民主原则，是建立在广泛民主基础之上的集中。无产阶级的统一，是在广泛民主的坚实基础上实现的集中。若我国未能充分调动人民的民主热情和党内民主活力，未能全面执行无产阶级民主制度，那么，真正的无产阶级集中制便难以得以实现。”无民主，难集中缺乏高度集中的统一，社会主义经济的构建便难以设想。
在这里，他批评了发生在共产党内的一种现象：
目前，一些同志对群众参与讨论存有疑虑，害怕他们提出与上级或领导意见相悖的看法。一旦讨论开始，他们便抑制群众的积极发言，限制他人表达……我们中有部分同志难以容忍不同意见，不允许批评，这种做法极不恰当。在本次会议中，某省份原本讨论气氛热烈，然而省委书记莅临后，现场变得寂静无声，无人敢发表意见。省委书记同志，您坐在那里有何益处？为何不留在私密空间内思考，而是让其他人自由发言呢？如果平时形成了这样的氛围，即在您面前不敢发表声音，那么您应当适时退让。若出现错误，应当勇于自我批评，并鼓励他人发言，接受大家的批评。
“规避义务，恐畏承担，遏制他人发声，宛若猛兽之尾难以触及，抱持这种心态的人，多半难免遭遇挫折。别人的声音自然存在，难道真的称你为不可触犯的猛兽之尾？却偏偏选择挑战！”
接下来，毛泽东诚恳地做了自我批评：
“正当去年六月十二日，中央北京工作会议即将画上句点之时，我坦率地指出了自己的不足与失误。我诚恳地请求同志们将这些内容转达至各省、各地。但后来却发现，不少地方并未将此信息传递开来。这一现象似乎在暗示，我的过错可以被忽视，甚至似乎理应被掩埋。同志们，我们绝不能选择沉默。”对于中央所犯的错误，我毫不犹豫地承担起直接责任，即便间接有所关联，也无法逃脱责任之责。作为中央主席，我理应肩负起这份责任。我无意让任何同仁逃避责任，他们同样承担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然而——我应负责第一个。”
在这里，毛泽东要求大家勇敢地承担责任，不要不敢承认错误。他要求各级领导同志要真正地发扬民主，要启发人家批评，要听取不同意见，接受正确的批评。他引经据典地说：
刘邦与项羽的争斗旷日持久，最终刘邦胜出，项羽败北，这并非是偶然之事。如今，某些基层领导者竟连古之刘邦的风范都不具备，更像是项羽的翻版。
若这些同仁不寻求自我提升，难免会走向衰落。难道他们未曾听过《霸王别姬》的故事吗？若他们依旧坚持错误的观念，终将面临悲剧性的结局。
他还说：“每人心头都有一本明细账，理应主动出击，而首要的策略便是进行深刻的自我审视。若有疏漏之处，敬请即刻指出；无论曾身处不开放的环境中，抑或现今遭遇困境，我们均当积极应对，恳请各位不吝赐教，提出您的宝贵意见！昼间悠然度日，夜晚欢声笑语，追求简约生活，众人皆感愉悦。
无论何时，我都怀抱开放的心态倾听大家的指正。现在，让我们冷静地坐下来，进行一番深入的思考。若连续数晚难以入眠，经过深思熟虑后，若有所领悟，那么，诚实地撰写一篇自我批评文章，难道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途径之一吗？简言之，纵使他人得以发声，世界依旧坚实不坠，个人亦无损害；然而，若对言论施行禁锢，终将陷入崩塌的危机之中。”
在讲到怎样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时，毛泽东详细回顾了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了24年的漫长岁月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和磨难之后，才使全党的认识逐渐地完全统一起来。他很认真地说：
“我讲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艰难地，但是成功地认识中国革命规律这一段历史情况的目的，是想引导同志们理解这样一件事：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
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达到自由王国。”
他坦诚地说：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征程中，我们不断遭遇着各种未知的挑战。面对社会主义经济这一领域，我们尚有许多未知之谜等待破解，宛如身处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必然王国。
以我个人的经历而言，在经济建设的实际工作中，诸多难题仍让我深感困惑。至于工业与商业，我对它们的认识更是有限。众所周知，我的学识浅薄，这点在少奇同志、恩来同志及小平同志眼中尤为明显，他们的见识与智慧，实乃远在我之上。
至于陈云同志，他更是博学多才，其学识与修养更是令我敬仰。（1966年2月，中共中央将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印发党内领导干部阅读时，经毛泽东本人同意，删去了这段内容——作者注）我对农业略有涉猎，然而这仅是相对而言的浅显了解，远非深入透彻。
我特别聚焦于制度议题的探讨，以及对生产关系所面临的挑战进行深入分析。在生产力的发展领域，我的认识相对较为浅薄。面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事业，我们党派整体的知识储备显得有所欠缺。鉴于此，我们亟需在未来的时光里，积极汲取经验，勤奋学习，通过实践不断丰富对社会主义内涵的认识，并逐步揭示其运行机制。
许多人都知道，毛泽东在发动“大跃进”初期，曾经信心十足地提出在“十几年、甚至几年的时间里”，中国的钢产量“就可以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现在毛泽东冷静多了，改变了原先那种对于“大跃进”的不切合实际的认识和“很快就可以建设社会主义并且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估计。他说：
要赶超世界顶级资本主义强国，若无百年以上的沉淀与奋斗，恐怕难以成真。或许只需几十年，如某些预测所言的五十年，这一目标或许能够达成。若果真如此，那无疑是件喜事。但在此，我提议同志们对即将面对的挑战持更加审慎的态度，并对所需时间做出更为保守的预测。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经过数百年发展方显强盛，而我国若能在五十年至一百年内建立起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难道不是同样值得自豪的吗？
毛泽东的讲话引起了整个大会的强烈反响，受到了与会同志们的热烈拥护。这是多么大的变化和鼓舞人心的情景啊！大会开得很活跃，也很轻松；毛泽东的讲话不时被热烈的掌声所打断，使整个会场充满了宽松的民主气氛……
四、大会民主气氛浓厚
毛泽东讲话后，周恩来和邓小平均发表重要言论。林彪也讲了话。刘少奇作中央报告。
会议现场洋溢着浓厚的民主气息，使与会者对自1958年以来党在指导思想上所犯的错误有了更为透彻的理解，较之过去，我们已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在深入总结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会议号召全党全国人民携手并进，为全面调整和振兴国民经济而奋力拼搏。
原定于农历新年除夕前两天，即2月4日闭幕的会议，本是为了让与会者能够及时踏上归途，共度佳节，紧接着迅速回归工作岗位。然而，与会者普遍感到意犹未尽，许多议题尚未得到充分讨论，因此纷纷提出延长会议时间的建议，甚至愿意牺牲春节假期，以确保能够持续深入地展开讨论。
当天晚上，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负责人会议，决定常委几个人分别参加几个省的会议，再用三四天的时间开小组会，放手让大家提意见。在这些氛围略显凝重的省份，刘少奇等几位中央领导亲临现场，肩负起拨云见日的使命。此举措旨在揭露前期严重问题。
在开放而民主的讨论环境中，我们得以畅所欲言，各陈己见。在分组讨论阶段，与会者们情绪高涨，对近年来上下级之间出现的种种不良风气进行了激烈的批判。面对中央提出的基本方针，绝大多数与会者表达了坚定的支持和普遍的认同，然而，也有部分同志提出了各自独特的观点。针对自1959年以来遭遇的经济挑战，大家进行了深入的、相对客观的分析与评价。以往，人们普遍将此归咎于自然灾害，但本次会议中，大家普遍认为，全国性的经济困境不仅受到自然灾害的冲击，也源于工作中的失误，某些地区的情况甚至如刘少奇所言，“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在分组讨论中，一些同志对于党的总路线、大跃进运动以及人民公社制度这一系列标志性的方针，勇敢地发出了充满胆略的疑问之声。指出问题与偏差并不仅限于方向层面，实则更多体现在执行过程中。但为何全国上下都出现了执行上的失误？近年来由此造成的损失，其严重性堪比“左”倾路线的三次重大后果。究竟有多少生命因此消逝？经济损失究竟有多大？这些问题及背后的账目，亟需进行全面梳理与清算。不能简单断言三面红旗政策全然无误，其显现的不足与失误，实则源于实施阶段的技术性难题。……
五、刘少奇与林彪迥异。
各个小组的讨论纪要，毛泽东都一一过目。对于来自个别中层干部的尖锐批评，已经引起了毛泽东在一定程度上的不安；而作为中央最高领导核心成员刘少奇的一段即席讲话，尽管口气显得很缓和，但也使得毛泽东的心绪起伏难安了：
“三面红旗，我们至今依然坚定地守护，为之不懈努力。目前，一些问题仍显得有些模糊不清，但相信在五年、十年之后，通过对过往经验的总结，我们自将能够对这些问题形成更为深刻和清晰的见解。”
刘少奇在发表这些言论之际，鉴于其显赫的身份与党内核心地位，自然对言语的分量有着深刻体悟。尽管他首先重申了持续高扬三面红旗的迫切性，然而这番言论依旧让众多与会者感到出乎意料，震惊不已。
毛泽东的思想活跃，有着极其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广的分析能力，他的思维方式是在长期的、复杂的斗争环境中孕育和锻炼出来的，也是常人难以比拟的。他并不注重推敲刘少奇这几句极其明白的话语，而是深思其意。他似乎敏锐地察觉到，刘少奇对“三面红旗”的言辞中，并非全然认同，反而隐约流露出一种质疑的痕迹。他坚信自己的洞察力，察觉到刘少奇似乎已不再那般“坚定不移”，在关乎党绝对不可妥协的路线问题上，他显现出了动摇的迹象。
这不禁使他回想起刘少奇曾即兴发表的另一些言论：
“如今，我们不应轻易将“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这一比喻生搬硬套于对“大跃进”时期优缺点的评判。近年来，我们所遭遇的困境，其根源并非自然之灾，而是源于人为的祸端。”
毛泽东愈发感到刘少奇思想问题的严重性他在会议中心心神不宁。林彪似有所觉。在同一场合，对于同一问题的讨论，其言论竟与刘少奇的表述大相径庭。
我党所树立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光辉旗帜，无疑是正确的指引。它们是中国革命道路上的重要创新，汇聚了人民与党的集体智慧。固然，这三面旗帜在初创阶段尚存不足，但历经岁月沉淀，它们不断完善，日渐具体化，未来亦将持续进步，深化内涵，持续发挥其应有的历史作用。
这自然引起了毛泽东的充分注意，并使他的神情明显地为之一振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大跃进”运动的是非得失，公众的态度和见解亦逐渐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林彪言论与刘少奇相异。：
近年来，尽管我们在物质收入上有所缩减，但在精神领域，我们却收获了丰硕的果实。目前，对于所失之物，我们一目了然；而对于所得之益，其深远影响尚在逐步显现之中。我们应当坚信，这些积累的经验必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学费付出值得。。”
林彪的言辞虽存合理之处，但与刘少奇所阐述的见解相较，却显然有悖于实事求是的原则。然而，毛泽东却很赞同林彪的说法。
整个会场，从下看向主席台，毛泽东坐在主席台的正中位置，刘少奇坐在毛泽东的左侧，周恩来坐在毛泽东的右侧；从主席台向下看，刘少奇是坐在了毛泽东的右肩首，周恩来坐在毛泽东的左肩首。再向左，坐着身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林彪……
当刘少奇讲了以上的这些话时，毛泽东的面部表情明显地显露出了不悦的神情，并几次向讲话中的刘少奇投去直视的目光。但当林彪讲话时，人们见到毛泽东的脸色开始变得舒缓开来，并且慢慢地点燃了一直拿在他手上的香烟……
当毛泽东和杨尚昆、罗瑞卿在一起谈及此事时，毛泽东明确地告诉他们说：“林彪的讲话水平之高，非同凡响，非一般人物能够轻松掌控。”
六、彭真与陈伯达冲突
无独有偶，就在毛泽东为刘少奇的讲话而深切思考时，发生在大会报告写作班子会议上的另一件事情，更加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警觉——
在深入讨论“大跃进”时期所显现的弊端与错误，究竟应由谁承担相应责任这一问题时，身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彭真正如刘少奇所言，一番话语顿时令全场人士无不感到震惊。
“我们必须首先对中央书记处所犯的错误承担相应责任，这其中包括了忽视了主席、少奇同志及中央常委各位同志的参与。无论错误大小，我们都应本着平等的原则，共同承担起责任。”毛主席亦非无懈可击。纵使毛主席所犯的错误仅占其一生百分之一、千分之一，若我们不去反思与自省，这些失误亦可能对我们产生深远且消极的影响。”
大会报告成员陈伯达立即挺身正立，对彭真提出不同意见：“彭真同志的看法值得我们深入思考。我们过去确实犯了许多错误，但这能成为要求毛主席承担责任的理由吗？这难道意味着要对毛主席的领导工作进行审查吗？”
彭真愕然了……
分组讨论的各种情况自然会如实地传递到毛泽东的耳朵里。这使他更加细心地再一次去琢磨、去考虑林彪大会发言
“这些挑战，在某种程度上，正反映出我们未能充分遵循毛主席的教诲、警示和思想指引。。”
在面对党内外诸多挑战时，我党同志常常展现出三种鲜明的思想倾向：一是坚定不移地贯彻毛主席的指导理念，二是倾向于“左”的激进思想，三是偏向“右”的保守立场。历经历史的深刻检验与实践的反复验证，毛主席的思想业已证明其永恒的正确性。然而，一些同志未能深刻领会毛主席思想的精妙之处，往往将问题导向“左”的偏激，行事失当，宣称是在贯彻毛主席的教导，实则却是对其精神的误解。当然，党内党外亦存在右倾思想的倾向。
我几十年来深感。毛主席最为突出的特质便是其务实精神，他总是比别人更深入地贴近现实，往往能够捕捉到七八成的真理精髓。他始终紧扣实际，未曾偏离实际轨道。。”
这也使得毛泽东在思想上对刘少奇、彭真等人更加戒备和不满……
七、刘少奇谈彭德怀问题
会议又有人提出。彭德怀对于等待他人这一现象，人们不禁产生疑问：尽管1959年庐山会议及其随后的“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中的失误已基本得到修正，为何作为当时“右倾机会主义”的主要受害者，这种困扰依然存在？彭、张、黄、周为何等人问题未解？
刘少奇
在此有必要澄清一点。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同志曾向毛泽东主席致信。在会上，我们针对彭德怀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尽管书面报告中提及这一斗争是必要的，但我们是否仅因彭德怀同志此信而发起斗争？答案是否定的。仅从彭德怀同志的信件表面来看，其中提到的诸多事项并不乏事实依据。一位政治局委员向国家主席写信，即使信中包含不妥之见，也不应被视为错误。关键不在于彭德怀同志的信件内容是否存在误，而在于其他方面的问题。
在高饶联盟与彭高联盟之间，哪一方显得更为核心？据分析，彭高联盟似乎占据着更为重要的地位。实际上，焦点不在于高岗对彭德怀的运用，而在于彭德怀对高岗的精妙驾驭。。双方均拥有国际化的教育背景。他们的反党活动，与某些外籍人士参与我国境内的颠覆活动有着密切联系。彭德怀同志，除在庐山留下那封声名显赫的信件之外，亦深涉众多不为人知的幕后活动。他在党内秘密运作，未曾向党中央透露的派别行径，意图暗中篡改党的领导核心。。”
一些同志曾公开发表与彭德怀同志立场相似的言论，例如对大炼钢铁的“得不偿失”提出质疑、对食堂与供给制进行批评，以及对人民公社成立时机表示疑虑。尽管如此，这些同志与彭德怀同志之间仍存在显著的区别。他们敢于直言不讳，其勇气源于他们未曾组建反党集团，亦无篡改党纲的企图。彭德怀同志率军事代表团海外漂泊数月，归国后便急于执笔写下那封信件，此举似隐含着某种不为人知的图谋。当然，对于对情况不够熟悉的同志们而言，他们或许难以洞察其中的真实情况，这并非是他们之过。
刘少奇的上述讲话，虽然基本上仍是1959年庐山会议所作的结论，也是按照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讲话的内容讲的，其目的也是从党的整体利益出发、是为了维护党的统一和团结，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打消毛泽东对他所产生的疑虑在这般情境之下，即便那些曾提出疑问的与会嘉宾，亦难掩心中的些许不快。
总体而言，本次会议的召开既令人称心，又鼓舞士气。在推动全党弘扬民主精神、广泛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纠正偏差等众多关键议题上，大会都发挥了极为显著的促进作用。
1962年2月2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采纳邓小平和彭真建议，出气会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