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黄春光，黄永胜之子，于1943年降临人世。1963年投身军旅，继而在军校深造，毕业后加入了空军行列。1971年“九一三事件”爆发后，他被隔离审查长达四年，最终退役。步入晚年，他在接受采访时，坦诚地分享了一些关于他父亲的日常琐事。这些叙述对于从侧面窥探“文革”的历史，具有不容忽视的参考价值。以下内容整理于此，供广大网友品鉴。
父亲少言寡语，与女儿交流不多。
我诞生于1943年的冬日，正值日寇肆虐扫荡之际。在那战火纷飞的岁月里，我于保定县一处幽深的山洞中呱呱坠地，因而得来“冬洞”这个小名。
在我降临人世之前，我的哥哥不幸离世，而在我出生后，另一个哥哥也离开了我们。因此，在我尚且年幼，仅有3至4个月大时，父亲便带着我踏上了前往延安的征程。在那漫长的旅途中，他无微不至地照顾着我，对我呵护备至。
在我年幼时，父亲或许曾对弟弟们有过严厉的责打，却从未对我举起过手。我的名字叫黄纯光，按照家族的家谱，我属于“纯”字辈。然而，上小学时，我却总是无法将“纯”字写得工整，每次写出来的“纯”字都显得格外巨大。因此，我向父亲提出了改名的请求，他无奈之下，便将我的名字改为了黄春光。
父亲身材挺拔，身高约1.78米，兼具南方人的气质与北方人的风貌。他的湖北口音浓重，以至于许多人难以辨识。正如许多军事干部的共性，他言辞不多，与子女间的交流也颇为稀少。当我们成绩不佳时，他也会忍不住责骂。尽管他仅接受了三年的正规教育，却凭借自学成就非凡。他对阅读情有独钟，每当我为他背诵古诗，他总是显得格外欢喜。
【回家晚了没饭吃】
每当一场大战落下帷幕，领导们便会纷纷返回，寻求放松，沉浸于戏曲、舞蹈以及欢快的娱乐之中，因为无人能预知下一次重逢会是何时。
后来，我自父亲身边的参谋处得知，与黄永胜交战，竟显得格外轻松。原因在于，他对部下的了解远胜于我，对敌情的把握亦更为精准，以至于常常无所事事。然而，战斗结束后，他却深感疲惫，因为战利品的清点、俘虏的安置等事务，他从未插手。
1950年，我踏入了广州的小学校园。当时，国民党飞机频繁轰炸城市。广州居民普遍穿着木屐，街头巷尾充斥着噼里啪啦的声响。每当敌机临近，市民们便会驻足不前，生怕自己的脚步声会被敌机上的飞行员听到。然而，实际上，敌机的轰炸目标主要是电厂和水厂，不知为何他们会对这些地方下手。
往昔年纪尚幼，浑不知畏惧为何物。司令部后方的办公楼里，藏有一处防空洞，空旷无人，却成了我们这群孩童的探险乐园。我们往往在黑暗中摸索，互相恐吓，乐此不疲。那会儿，我们也热衷于打闹，无论对方是谁家的孩子，皆一视同仁，毫不留情。我因身高优势，从未有过败绩。
父亲事务繁忙，便委托警卫员照料我的日常，而那些小战士们却时常偷懒，以至于那段时间他们几乎天天陪伴我一同出操、跑步。在学校，由于母亲身为校长，我自是循规蹈矩，学习成绩也颇佳。然而，孩童天性顽皮，偶尔会沉浸在泳池中度过大半天，错过了午餐时间。若是父亲不在家，我便无法进食。总之，父亲的习惯是吃完饭后立即收起桌子，若不在家，就只能空腹等待。进入初中后，父亲告诉我不能有任何特殊待遇，要求我去大食堂就餐，不再允许我在家中享用餐点。
【父亲让我去当兵】
1962年，“反攻大陆”风声紧，广州紧急征兵。那年我正准备高考，学校也不让我报名。结果闲话出来了，说司令员的孩子都不当兵，看来危险大，都别去了。为了影响，只好让我入伍。我倒也没多想，让我干什么就干什么呗。父亲说：我的孩子，当兵也会是个好兵。
六月，我抵达了位于海口的一所通信营，高温肆虐，日复一日地练习架设与收束电线，背负着200米的钢质铜线往返奔波，结束时全身汗水淋漓，疲惫不堪，无暇他顾。然而，就在此时，单位突然宣布让我继续参加高考，却规定不得返回广州，且未提供任何复习资料，只是临时给了我一套高中教材。面对这样的安排，我该如何应对这场考试呢？
原本我立志要报考“哈军工”，却意外被录取至长沙铁道学院。然而，我并不心仪地方院校，毕竟自幼生长在军营之中，对军人生活有着深厚的情感。最终，在母亲的劝导下，我踏入了西安通讯兵工程学院的校门。这里走出了董必武的子女，以及李小琳等杰出校友。
【我当上“造反派”】
军校的规矩森严，仅有晚餐后的一小时得以稍作休憩，其余时间均被紧凑的课程与活动填满。在纪律的面前，每位学员都无分彼此。平日里，学员们承受着巨大的压力，随着“文革”的爆发，他们开始纷纷张贴大字报。对此，领导感到十分意外，他把我叫去，语气中带着不解地说：“别人起来造反，我尚能理解，毕竟他们的父亲曾是伪保长；而你却要造反，这我实在难以理解。”
我参与张贴大字报，但并不采取极端手段伤害他人。曾有一次，需要批判院政委，他紧急召见我，询问具体要批什么内容，以便他提前做好准备。于是，我找到了柳传志，他是负责人，便询问他们打算如何进行批判，以免偏离重点。这样我就巧妙地套出了具体内容，并迅速通知政委做好相应的准备。
“既然牌子已挂，那就不要再挂了。”如此一来，便帮政委化解了这场危机。日后与柳传志相遇，他直言我颇有见地。
江青：总长选人又错了
如今回顾“文革”，其荒谬程度令人难以置信，然而在那个时代，每个人内心都充满了激情，那是一种由衷的热情，即使想要掩饰，也难以做到。这种情感与那段时期教育及宣传中盛行的“造神”活动息息相关。
起初，我们这一方承受着压力，撰写大字报时缺少墨水，张贴大字报时又缺乏浆糊，而另一派则物资充裕。愤懑之下，我前往北京，聂老总得知此事后，便拨通了父亲的电话，要求他对我严加管束。当晚，父亲在电话中与我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他坚称有人暗中操纵，而我则断然否认，并辩称他并不了解实情，因此无权对此发表意见。
在那个时期，父亲同样感到困惑，对于如何应对局势感到无所适从。他曾一度遭受冲击，与一些资深同志一同被安置在京城西郊的宾馆内，受到了林彪的保护。然而，实际上，父亲与林彪的关系并不亲近，林彪的性格如此，对任何人都不拘泥于所谓的兄弟情谊。在家中，父亲很少提及林彪，偶尔只淡淡地说：“林总最近身体似乎不太舒服。”
解放之后，父亲已戒烟。然而，晋升为总参谋长之际，他又重新拾起了烟斗。那时，他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江青亦早早地散布流言，声称此次总长的任命乃误选之举。
父亲拒签工作分配表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几乎鲜少有闲暇在周末休息。无论前一晚工作至多晚，他总是会在次日八点准时出现在办公室。
在那段艰难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他深入基层进行检查。部队出于好意，想要赠送他十几只鸡，但他婉言谢绝。然而，这些鸡最终还是被送到了他的面前。父亲见状，勃然大怒，当场痛骂，甚至威胁要将鸡扔进珠江。秘书见状，便劝他不如将鸡送回干部食堂，以改善大家的生活。如此，父亲才终于同意了。
在大学毕业后，我立志投身海军，此事已与李作鹏将军达成共识。然而，就在那一天，他不幸突发心脏病，未能按时到岗。吴法宪将军便建议我转投空军，他甚至直接将我的分配表篡改，为我填上了空军的去向。一旁的父亲只是微笑着，并未明确表态。至于分配表上的签字，父亲并未亲笔，而是由他人代为签署。
我赞同投身空军，然而，我更渴望奔赴前线。吴法宪却认为那太过凶险，因而并未予以批准。
起初，我在蒙自机场履职一段时间，随后，吴法宪提议让我亲身体验一番战争的滋味。在那艰苦的环境中，不久我便被调往天津杨村，担任“防突击办公室”的参谋一职。
【父亲怒斥：别跑！】
在“913”这一天，我刚踏入工作岗位，同事便告知我昨晚北戴河发生了一起飞机失事。我的心中顿时一紧，意识到事情可能非常严重。直到消息得到官方确认，我和众人一样，均感到难以置信，难以接受这残酷的事实。当我父亲得知此事，他怒斥道：“还跑什么？这不是在害人吗？”他反复强调，语气中充满了愤怒。
国庆长假过后，我遭遇了软禁，随后又被拘禁以接受审查。尽管我未曾涉及任何不当行为，内心并未过分忧虑，但那份不安还是难以驱散。在审查过程中，我生平首次目睹了录像资料，那是王飞等人受审时的记录。当我看到他们供述计划绑架“黄吴李邱”等人前往广州，心中的重石终于落地。这证明我的父亲他们事先对此事一无所知。
我父辈曾在秋收起义后踏上井冈山，那时诸多师长与团长纷纷逃离，他却坚守阵地。数十载革命生涯中，他对毛主席怀有深深的敬意，怎么可能背叛他呢？从逻辑上讲，这显然是说不通的。
四年有余，日复一日，我的生活便是在阅读与撰写材料之间流转。专案组频繁地将吴法宪之子所提供的交代材料交予我审核，内容与他父亲所述如出一辙，充斥着诸多无稽之谈。
【父亲笑：这是监狱】
经过一番冗长的审查过程，最终裁定我误信流言，对中央领导进行了诋毁（换言之，是散播了江青的不实言论），然而决定不予追责。尽管我对此略有异议，但考虑到如果继续审查四载，任何人恐怕都难以承受，既然最终决定不予追究，我便签字接受了这一结果。
归家之后，众子女纷纷希望能与父亲团聚，然而父亲却拒绝了他们的请求，表示自己不愿以当前的身份出现在孩子们的面前。
我独自前往探望，他并未拒绝。他的变化令人瞩目，往日那挺拔的军人风范已荡然无存，身形佝偻，显露出岁月的沧桑。在狱中，他不幸患上帕金森症，无人照料，连如厕都需要自己艰难地爬行。我叮嘱他务必注意饮食营养，他却苦笑着回应：“儿子，这可是监狱啊。”
后来，我受命前往京郊的部队农场担任工作。恰逢1975年大规模裁军，组织上计划将我调往边远地区，然而我对此表示了坚决的反对。翌年，毛主席的逝世让长辈们忧心忡忡，他们劝告我：“小冬洞，你应赶紧离开北京，身处‘四人帮’的势力范围，终究难免一害。”在他们的劝说下，我最终选择了服从分配，前往广东韶关的一家工厂担任副厂长。幸运的是，那里的领导曾是“南下干部”，性格正直，对我颇为关照。
父亲临终言：信党能评史。
在“四人帮”被粉碎之际，我们无不感到由衷的喜悦。正是通过报纸，我得知了父亲即将接受审判的消息，并且我也观看了电视上全程直播的审判过程，心中充满了对最终结果的期待。
随后，父亲获准保外就医，组织上安排我和弟弟老三轮流照料他。身为长子的我，而当时老三正承受着极大的生活压力，他在一家锰矿辛勤劳作，那里距离最近的小镇尚有十余公里之遥。我们前往探望父亲，虽不能彻底改变他的生活环境，但多少能为其生活带来些许改善。
在1983年，我的父亲不幸离世，享年73岁。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深情地表示，他坚信党终将公正地评价历史，这源于他对党的坚定信念。
关于往昔，我亦无意过多追溯，历史终将揭示其真实面貌。即便世人渐渐淡忘，真相依旧承载着永恒的价值与意义。更何况，我们也不能断言当代青年对过去毫无兴趣，网络之上，就有网友自发搭建的纪念我父亲的网站，众多年轻人在此倾注了他们的敬意，我对此深表感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