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在陕北，毛泽东曾向其身边的同事传授了一句箴言，那句话深植于众人心间，直至数十年后仍记忆犹新，其言曰：
江青性情刚烈，言辞锋利，常使人受到伤害。待我离世之后，恐怕她也将遭遇不幸，被人陷害至死。
由此看来，毛泽东对江青的下场还是很有预见的。
那些曾在中南海丰泽园供职的人们，提及江青，多年后无不怒斥之余，亦摇头长叹。昔日的她，横行霸道，祸国殃民，身边的工作人员几乎无一幸免于被得罪之列。然而，在当时，众人却又对她束手无策，无可奈何。
自“四人帮”被粉碎以来，揭露江青罪行的文件、书籍与文章已是络绎不绝，堆积如山。
深入剖析，江青这位祸国殃民的历史罪人之所以能跻身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层，并带来巨大危害，这既是长期封建社会遗毒的延续，也是她个人在旧社会黑暗腐朽环境中成长以及后来特权地位带来的心态扭曲和异化所共同造成的。
唯物主义的核心原则之一，即认为物质存在决定意识形态。个体所处的社会环境，是塑造其思想观念的关键因素。
生于山东诸城的江青，并非天生邪恶。然而，她少年时期所处的家庭氛围，充斥着旧封建家族的恶劣习气。而她年轻时踏入的十里洋场，那时已是藏污纳垢之所，为她的人生留下了糟糕的最初印记。
学生 李云鹤
江青（1914～1991），原名李云鹤，她诞生于一个封建地主家庭。然而，因其母身份低微，她自幼便遭受了周围人的歧视，这使她在青少年时期便孕育了叛逆与虚荣的双重性格。
成年之后，李云鹤与一位名叫章泯的年轻男子一同踏上了远行的道路。
在受到先进思想的影响后，1932年，她在青岛与当时的地下党组织领导人俞启威（即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天津市委书记、中央委员的黄敬）喜结连理，并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应当坦言，少年时期的江青，时名李云鹤，对当时黑暗的社会抱有强烈的不满。这一点，从她在山东青岛结识并追随俞启威投身革命运动，以及30年代初期短暂地加入共产党组织的事实中，均能得以佐证。
1931年，担任青岛大学图书管理员一职的李云鹤（如图红圈所示），而身姿位于右三，佩戴眼镜者则是著名学者梁实秋。
江青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不久，青岛的党组织便遭受严重破坏。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之下，她被迫再次脱党，逃往上海。在此期间，她还曾办理过自首手续，并与国民党“复兴社”特务崔万秋建立了联系。正是在崔万秋等人的扶持下，她逐渐崭露头角，成为了当时备受瞩目的话剧与电影明星。
崔万秋向来擅长玩弄两面手法，故而亦对江青参与某些进步活动表示默许。
正是在这一特殊时期，江青不幸被国民党“中统”特务机构暂时拘捕。而她自首及获释的相关手续，均由赵玉珊一手操办。
自从踏入上海的特定圈子，以“蓝苹”为艺名的江青，便在那个社会阴霾重重、文艺界乌烟瘴气的环境中沉溺于奢靡生活。她，一个诞生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时代，深受十里洋场封建与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浸染的产物，游走于黑道与国民党特务机关之间，长期漂泊江湖，堪称一个异类。
蓝苹与王莹（左）
昔日，上海各大报纸曾报道过那位名为“蓝苹”的二三流影星诸多不堪行径，这些丑闻恰恰暴露了她恶劣品行的冰山一角。
在上海的文艺圈，江青也曾遭遇低谷，其居所的亭子间夜晚常常有陌生男子出入。
有一次，一位男子对她施以重拳，身为“蓝苹”的女子大声呼救。同楼居住的保姆秦桂贞闻声赶来施救，却不幸身受伤害。
即便是在秦桂贞面临经济拮据，甚至食不果腹之际，她也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在江青即将离开上海之际，她满怀感激地表示：“他日，我必当相报！”
1936年，22岁蓝苹与母。
如何“报答”呢？
全国解放之际，江青深恐他人知晓她过往的劣迹，虽对秦桂贞心怀芥蒂，时刻留心，却再未与之有任何往来。
“*”符号显现后，江青即刻寻觅吴法宪，命其将秦桂贞拘捕，并长期监禁。
这种恩将仇报的行为，暴露了其心理扭曲已至何种地步！
在《水浒传》这部描绘宋代风情的小说中，曾有一段描述，讲述清风寨的官员刘高的妻子不幸被歹徒掳走，意图将她立为“押寨夫人”。幸而，宋江及时出手相救，使她免于这场灾难。
此番刘夫人深恐先前遭受胁迫之事传扬开来，于是将宋江视为救命恩人。然而，她非但未生感激之情，反而意图让丈夫将他拘捕，甚至有杀意。究其原因，刘夫人所承受的因名誉受损带来的精神压力，远超于对恩情的道德负担。
江青与古代那些封建贵族女性的心理状态，竟出奇地相似！
1936年，一场轰动一时的集体婚礼在杭州六和塔举行，三对明星携手步入婚姻殿堂。前排自左至右依次是：叶露茜与赵丹，蓝苹与唐纳，杜小鹃与顾而已。后排则是担任证婚人的各位，从左至右分别是：郑君里、沈君儒、李清。
她渴望取悦某人、笼络某人、甚至企图利用某人，不惜绞尽脑汁、极尽手段，借助种种伪装，以达到其目的。待她攀升至一定的高度，便会开始役使他人、折磨他人，以此彰显自己手中握有对他人命运操控自如的权力。
1937年，江青踏入革命圣地延安。然而，组织方面并未对此进行细致的审查。当时负责保卫工作的社会部长，同时也是她的同乡——康生，出于某种原因，替她掩盖了那段在延安之前的历史以及她在上海时堕落的日常生活态度。
鉴于历史因素及此次的庇护，她与康生的联系显得尤为紧密。
江青迅速凭借演艺才华和不断提出问题请教，得以融入毛泽东身边，并很快赢得了他的好感。
此类人物，表面看似追求进步，实则潜藏极端恶劣的动机，却得以跻身毛泽东身边，并在1938年秋季成为其夫人，实乃历史之悲剧。
江青，出身于演艺界，自婚后数年间，在文艺娱乐领域为毛泽东的生活增添了不少欢乐。
根据张闻天夫人刘英的回忆录记载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出版，她于1940年自苏联返回延安，拜访毛泽东之际，目睹这位新婚夫人对主席的关怀备至。她与个性鲜明的贺子珍形成鲜明对比，因此不吝称赞数语。
毛泽东听后高兴地拍腿。
“刘英同志，你真是深谙我心，还望你能够多多为我宣扬。”
毛泽东所言的“多宣传”，实则是为了回应延安众多新老同志对此事的热议，并期望刘英能予以一番阐释。
卫士李银桥回忆道，在条件艰苦、环境恶劣的战争岁月里，江青确实凭借其文艺才华，为毛泽东及身边的战士们带来片刻的精神慰藉与放松。1947年，当部队转战陕北之际，战士们疲惫至极，有的蹲着，有的站立，还有的拉着小板凳靠墙而坐，聆听一段京剧清唱，或是猜上几个谜语，这些简简单单的娱乐活动，成为了他们莫大的享受。
在陕北岁月，毛泽东时常因过度紧张与用脑，痛苦地以双手紧按额头，用力揉搓，闭目长叹。
此时，江青便启动了她从上海携带的那架手摇式留声机，为毛泽东播放了几盒京剧唱片。
在那段充满挑战的时光里，反复聆听几盒唱片，毛泽东每次听完，脸上总会流露出一种经过精神调适后的宁静与愉悦。他有时还会心满意足地点头，喃喃自语。
“再放一次。”
然而，当时始终伴随在毛泽东身边的李银桥回忆称：
江青在彰显其诸多优点之际，亦不时显露其品格与性格中的瑕疵与不足。
这些缺陷与不足似乎天生固有，根深蒂固，难以改变，甚至不断加剧，最终在毛泽东的情感世界中引发了深刻的裂痕。
江青，出身于上海，自幼沐浴在现代文明的洗礼之中，这或许并非全然是坏事。
她怀揣着深入工农群众，与工农兵紧密融合的强烈愿望。
然而，她的骄傲自大、爱出风头、坚持自我、渴望位居人上，以及极端的个人主义，让她从未真正考虑过他人的感受，也从未与普通群众建立起深厚的感情。即便是与她的丈夫毛泽东，她也未能达到心灵相通、感情融洽的境界。
那时，江青的品格便在诸多小事中显露其极端狭隘与自私的本质。一旦条件稍有改善，她便热衷于追求享受，且渴望凌驾于他人之上。
每当毛泽东先生繁忙于工作之际，她常感闲暇时光难觅，于是便与警卫员们共度欢乐时光，玩起了扑克牌。
在那个革命队伍里，人人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无人有意让她独占鳌头。然而，当她遭遇败绩，却诬称他人窥视了自己的牌局，竟然因此向毛泽东提出要将赢得比赛的警卫员从其岗位上调离。
对于阿姨处理针线活等琐事的不满，竟会当众指责，甚至出口伤人，进行羞辱性的嘲讽，令对方泪流满面。
随着中央机关生活条件的逐步提升，江青再度展现出她的威严姿态。自陕北迁至西柏坡后，她的居所安装了电铃，她亦愈发习惯于借助电铃召唤卫士。无论大事小情，即便是自己能够独立处理的事务，她也乐于让卫士代为执行。对她而言，指使他人似乎成了一种乐趣，一种彰显身份与崭新生活状态的象征。
某日，江青轻按电铃。卫士张天义急忙步入室内，只见她慵懒地指向他：“快去，把暖水袋给我取来。”
事实上，江青所用的暖水袋便安放在她的床榻之侧，伸手即得。然而，她却更偏爱按响电铃以下达指令，而非略微欠身取物。
张天义对此事深感悲痛，归途中向李银桥倾诉，称对方“日渐沉溺于指手画脚”。
毛泽东当时屡次愤怒地指责她道：“你这人就是改不了那股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
在诸多场合，江青仍旧展现出昔日上海十里洋场所养成的那股作风，时而撒泼，时而要挟。
据曾任毛泽东、周恩来身边警卫副官的龙飞虎所述，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逼近延安之际，毛泽东毅然坚守至最后一刻方才同意撤离。此时，江青情绪激动，强烈要求立即启程离开。
毛泽东温和地反复安抚道：“不要紧，不必过于忧虑。”然而，江青却情绪失控，放声大哭，言辞中满是哀怨。
“你自是无需心急，关键时刻，总有人愿意将你背负，疾步前行。至于谁会关心我们，那又何须多想？”
毛泽东怒火中烧，一声断喝，将案上的瓷缸摔得粉碎，厉声喝道：“滚！立刻给我滚开！”
李银桥及其他警卫人员均言，每当江青遭受毛泽东的斥责，她总会身着外衣，急匆匆地冲出窑洞，泪流满面，径直奔向周恩来的住处。
每当她与毛泽东发生争执，她总会向周恩来倾诉衷肠。周恩来擅长化解纷争，总能巧妙地调解双方关系。当时，她的这一行为旨在确保毛泽东的工作不受影响。
事实上，周恩来对江青素来评价不佳，然而他严守组织纪律，始终未曾背后妄加评说，与延安其他一些领导人屡次对这位“三流演员”流露出的不恭之词形成了鲜明对比。
更糟糕的是，江青从这时起便显示出在人际关系上愿意拨弄是非，经常添油加醋地在毛泽东面前讲一些人的坏话。此刻她还不能涉入高层政治生活，攻击的还是些身边的小人物，以致秘书和警卫人员都被她得罪遍了。
目睹种种情形，毛泽东不禁对娶江青为妻心生悔意，然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他深知轻易离婚之举实属不妥。
对此，李银桥忆及，陕北时期便曾发生过类似事件：
“午后，我协助毛泽东起身。他坐在床榻之上，接连不断地抽烟。他向我倾诉心中的忧愁。话语绵长，语气低沉，带着几分郁郁不平。”大致意思是：
您身为我的党小组长，我心中积攒了一些不快，正想向您倾诉一二。
江青，我的伴侣，若我身为公务员，早已将她劝离。我们的婚姻起初未能妥善处理，显得过于草率。
当前情形该如何应对？目前我的身份和实际情况来看，选择离婚似乎也不是良策。
江青并无重大过失，当前离婚之事，同志们或许会有所非议。至于将来，各种声音与说法亦将纷至沓来。
不离，就背政治包袱。
凑合着过吧。
面对江青散播流言、诋毁他人之嫌，毛泽东曾两次表示疑惑，目光直视江青，沉声说道：
你跟谁都不合得来！
“你似乎总是难以与他人和谐相处，你的行事风格似乎总是无意识地树敌众多。”
江青性格尖刻，言辞犀利，常常伤人于无形。待我离世之后，恐怕世人会将她置于绝境。
由此看来，毛泽东对江青的下场还是很有预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