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4月1日，前“国民政府”军统局局长戴笠生前手稿、函电等珍贵情报史料59卷，正式由台湾“军情局”授权台湾“国史馆”解密公开，其中多数是首度曝光的第一手情报资料。

蒋氏忠仆

在美国国防情报局“中国第373号”档案中，有此记录：“此乃唯一人物，无论何时何地，皆能觐见蒋介石。”每当此人踏入蒋府，侍从室主任仅需轻声通报：“戴先生到访”，便径直引领他步入蒋介石的书房。蒋介石有时甚至不及放下手中的案卷，便直接呼唤：“雨农，请坐。”

戴笠（后）与蒋介石

此人正是戴笠。及至后来，偏安台湾的蒋介石每当提起戴笠，仍不禁感慨万千：“倘若雨农未曾离世，便不至于失去大陆。”

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间谍活动中变节现象屡见不鲜，然而戴笠对蒋介石的忠诚却始终坚定不移。美国学者魏斐德在其著作《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中明确指出，即便是在抗日战争前景堪忧的时刻，亦或蒋介石个人遭遇极度困境，戴笠对蒋介石的忠诚从未有过丝毫动摇。

此次公开的解密档案，佐证了美国学者的判断并无偏差。西安事变，蒋曾有下野之虞。众人观望之际，戴笠从南京乘飞机亲赴“救驾”。在1936年12月13日，戴笠曾立下遗嘱：“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监视，默察情形离死不远，来此殉难固志所愿也，唯未见领袖死不甘心。”西安事变后，病中的戴笠收到蒋的手书，“贵体安康如何？我甚是牵挂，希望您能早日康复。”

这是继“二次北伐”时赐字“艰苦卓绝”后，蒋介石第二次亲为戴笠题字。戴笠趁机自澄秘密工作的原则：“我自身并无政治立场，唯有遵循领袖的意志，深刻体会领袖的良苦用心。”

“戴笠与宋子文之间的关系尤为特殊”，这是民国史研究领域专家杨天石在解读宋子文档案时，所洞察到的关键信息。倘若结合台湾解密的戴笠档案来审视，其真实性将更加不容置疑。

戴和宋携手合作，自此，他的“小报告”内容之丰富与深邃，早已超越了单纯的检举揭发所能触及的范畴。正当国民政府匆忙向西撤退之际，戴笠率先从守军唐生智的残部中获得了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惊人消息。

最新解密的《军情战报》揭示，1938年10月的电文内容表明，戴笠在日军攻占广州之际，便已预警日德两轴心国可能重新结盟的态势。同年9月，他进一步预判日本与苏联将不可避免地爆发冲突，并向宋子文密电建议“迅速派遣高级官员赴美”。

“忠义救国军”

1944年，抗日战争迈入第七个年头，美军在太平洋战场对日军的沉重打击使得盟军全面发起了战略反攻。

据史料记载，随着日落的临近，戴笠亲自下令，指挥其麾下的“忠义救国军”迅速开赴京沪、京杭铁路沿线，旨在抢在共产党部队之前，接管长江下游的沦陷区域，以确保蒋介石在国内外军事与政治上的优势。

位于苏南的沙家浜地带，是一个集结了“忠义救国军”、新四军与日伪军等多方势力交织的复杂区域。在革命题材的样板戏《沙家浜》里，阿庆嫂对“忠义救国军”的领导人胡传魁提出了尖锐的质问：“你究竟效忠于谁，是蒋介石还是汪精卫？”实际上，他的姓氏应当是“戴”。

此次档案解密，也给了一向背负污名的“忠义救国军”一个相对公正的评价。台湾“国史馆”研究员吴淑凤说：“‘忠义救国军’是一个有组织的游击部队，当时对整个江南地区的敌后游击战是有贡献的，并不是乌合之众。这个可以从档案上面看得出来。”

戴笠深怕活跃于江浙丘陵地区的“忠义救国军”力量有限，难以迅速抵达上海、杭州、宁波等大城市进行接防，遂向蒋介石上书，恳请协调伪军担任临时受降部队。在《军情战报》中收录的戴笠于1945年8月16日向蒋介石呈递的电报中，他向“领袖”坦诚心迹：“我之所以如此，乃因有利于国家与民族，至于个人名誉与成败，本非我所计。”

为此，他毅然决然地放下与丁默邨之间的个人恩怨，于1945年8月中旬连续多次致电时任伪杭州市长丁默邨，商讨并安排其与日军在宁波防务交接事宜。“若我方部队未能及时接防宁波，日军便不得擅自撤退，因四明山地区之‘匪军’（即共产党部队）正密谋进入宁波。”

戴笠所施的“非常手段”，让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在抗日战争结束转战内战的关键时期，屡受牵绊。对此，周恩来亦曾感慨：“若戴笠不幸离世，我党的革命事业或许能提前十年取得胜利！”

戴笠死后

戴笠于1946年3月17日遭遇空难不幸丧生，随之而来的是军统局的四分五裂。而他遗留的“家业”在短时间内损失惨重，高达七八成，这一状况早已露出端倪。

1945年，国民党在“六大”会议上，曾传闻有意推举戴笠担任“国务委员”，但他本人坚决辞谢。戴笠深知，军统机构虽规模庞大，但其核心力量却相对薄弱。其在战时的迅猛发展，实乃顺应时代潮流之必然。然而，若二战以盟国的胜利画上句号，这对军统局而言，未必是好消息。

其麾下关键机构中美合作所以及“忠义救国军”等共计二十万人，鉴于他们已无需再协助盟军在太平洋战场作战，必然面临寻求新出路的挑战。同时，他在战时所涉足的交通、警察、缉私等公开部门，亦不可避免地迎来新一轮的权力重组。

戴笠检阅“忠义军”

在经济界，戴笠与宋子文携手主掌全国缉私事务，仅查获鸦片一项，年收入便高达数亿。财政部前部长孔祥熙，早年曾深受其害，自此心存芥蒂。

在军事界，戴笠将“耳目”广泛部署于各前沿战斗单位，此举在军队中积怨颇深。《军情战报》揭示，1938年长沙大火之后，戴笠曾向蒋介石发电，称“长沙火灾损失惨重，张治中处理失当”；此外，他还因“下属求欢未遂”之事向顾祝同递交了举报信，并向胡宗南发出明确电报，指责“第三战区战事失利，皆因生活过于优裕，军纪松懈，导致士无斗志”，此言一出，立即引起了军事委员会众多高层将领的不满。

蒋介石的得力门生陈诚，时任军政部部长，在日军投降之际，积极倡导撤销“忠义救国军”。此时，戴笠在上海前线负责甄别伪特务的工作，他只得匆忙返回重庆，向陈诚陈述意见，力劝其“应将精力集中于北方军事布局”，以期分担校长（蒋介石）的忧虑。

如何维持自己创立的家族企业？沈醉在其回忆录中提及，戴笠曾自豪地表示：“若我担任海军总司令，我已有打算，建议你担任我的副官长，你认为如何？”

这个原本看似无稽之谈的猜想，却在公开的档案资料中得到了印证。早在1942年拟定的中美合作计划中，便已纳入了美国在战后协助中国重建海军的条款。戴笠特别批示：“此项资金需另行设立专项处理。”

抗战时期，戴笠与美海军顾问等合影。

在战事期间，戴笠曾三次亲自陪同美国海军少将梅勒斯对东南沿海进行实地考察。随着战争的结束，戴笠开始寻求战后的栖息之地。若一切如他所设想，戴笠有望成为国民党的海军司令，他的“忠义救国军”或许能够转变为海军陆战队，这难道不是一种可能吗？

然而，戴笠的意外离世，使得所有计划瞬间化为泡影。在他逝世不到一个月后，军统局内最大的机构——“忠义救国军”，在杜聿明、陈诚等将领的持续敦促下，被迫进行了整编，转变为交警总队。与此同时，军统“三巨头”之一的唐纵也离开了军统，自立门户，担任全国警察总署的领导职务。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