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春天，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在甘肃兰州一处工厂视察。他的目光在人群中停留，猛地辨认出一位女性。邓小平带着一丝惊愕，脱口问道：“你怎么会在这里？”这一问，不仅仅是旧识重逢的意外，更隐含着一段不为人知的伟大牺牲。这位一度名震物理学界的女性，为何会突然出现在西北这座偏僻的厂房里？她的选择，正是那个时代无数人报效国家热情的真实写照。

曾经的学术翘楚

王承书，1912年生于上海一个家境优渥的家庭，自幼便展现出异于常人的聪慧，尤其在数学和物理领域天赋异禀。18岁时，她被直接保送至燕京大学物理系，并以专业第一的优异成绩毕业。大学期间，她屡获物理学奖项，初出茅庐便在学术界崭露头角。

1939年，王承书与物理学家张文裕结为夫妻。同年，她申请美国密歇根大学的巴尔博奖学金，却因已婚身份被拒。王承书不甘心，直接致信校方，明确阐述自己的观点：“女子能否干事业，绝不靠结婚与否来裁定。”她的才华和坚定最终打动了密歇根大学的教授们，于1941年获破格录取，远赴美国深造。

抵达密歇根大学后，王承书拜入国际知名物理学家乌伦贝克门下，成为其爱徒。她与导师在研究传播气体输运现象时，共同提出了WCU方程，这一成果成功推翻了物理学界一个流传已久的观点，令王承书名声鹊起，受到全球物理学同行的瞩目。导师乌伦贝克不止一次称赞她：“她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密歇根大学也庆幸当年破格录取的决定。

同期，她的丈夫张文裕同样非凡，他出身核物理专业，以“张氏原子”这一研究成果震惊世界，成为核物理界青年才俊的代表。此时，夫妻二人在美欧学术界都将是各国争相招揽的“香饽饽”。但他们始终保有赤子之心，坚决不愿加入外国国籍。1949年，当五星红旗在新中国的大地上升起时，王承书、张文裕夫妇立即放下手中的工作，着手准备回国。

新中国的成立吸引了大批海外科学家回归，美国政府当然不会坐视不理。美国国务院颁布“在美国从事学习、科研的中国人不准回国”的命令，试图阻止中国留学生和科学家离开。王承书夫妇因其重要身份，更是被美国联邦调查局严密监视。一位美国教授曾预言：“他们回去之后就是原子弹的潜在制造者。”正因如此，美国政府绝不会轻易放两人离开。然而王承书夫妇归国志向坚定不移，数年后终于等来了契机。1953年，被印度支那问题牵制的美国政府，不得已解除了对中国学者的禁令，王承书夫妇得到消息后迅速变卖家产，踏上回国之旅。密歇根大学对王承书极力挽留，开出优厚条件，但她坚定表示：“条件是人创造出来的，现在我就要成为创造条件的人！”王承书后来回忆说：“不是我不爱美国的优厚生活，只是相比之下我更爱自己的祖国！”1956年10月6日，王承书、张文裕回到了祖国大陆，开始投身新中国的建设。

三句“我愿意”铸就大国重器

1956年年底，刚归国的王承书便被赋予重任，奉命研究中国的铀同位素分离工作。这在当时是中国物理学领域的一项空白，对王承书来说也是全新的领域。选择接受这项任务，意味着她将放弃原有的热力学、统计物理专业，另辟蹊径。当时王承书已步入不惑之年，做出这样的改变绝非易事。

然而王承书没有丝毫犹豫，她的话语平淡却坚定：“这块领域总要有人去填补，谁干都得转行。”她的一句“我愿意”，从此将自己与中国的原子能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往后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王承书几乎以实验室为家，一日三餐在食堂，睡觉在集体宿舍，每天工作超过十个小时。1959年，她获得一本介绍美国核聚变工作计划的书籍，便连续研究了七天七夜，将其完整翻译成中文。随后，王承书又翻译了《核聚变导论》。

这个过程中，王承书不仅自己掌握了热核聚变的理论，更给中国的核聚变事业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理论支持。我国一大批热核领域人才正是这一时期破土发芽，成长为日后中国核聚变事业的骨干力量。也正是在这一年，王承书因其出色的科研表现，受邀参加全国群英会，并获得一众中央领导的接见。邓小平也正是在那时，首次认识了这位巾帼英雄。他或许未曾想，二人再次相见，竟会是在偏远的大西北工厂。

1964年4月，邓小平受毛主席指示，前往甘肃兰州视察，此行一项重要任务便是考察中国的铀浓缩事业。4月12日，邓小平风尘仆仆抵达兰州铀浓缩工厂，他一面询问建厂过程和技术攻关等情况，一面向工厂内的同志们表达敬意。突然间，邓小平在人群中瞥见一个熟悉的面孔，正是几年前在物理学界风头无两的王承书。邓小平走上前笑着对她说：“我见过你！59年你参加了群英会，自那以后就没你的消息了。”看到王承书一脸疲态，邓小平顿时明白了她当年突然“消失”的原因，眼神中的敬佩之意溢于言表。

是的，王承书之所以离开物理界，正是因为被赋予了另一项更重要的任务——参与研发中国的原子弹。1961年春天，王承书被中国原子事业领导者钱三强请到办公室。钱三强问她：“你愿不愿意从此隐姓埋名，去搞气体扩散？”气体扩散就是从天然矿石中提取出高浓缩铀，用以为原子弹提供燃料。当时中苏关系破裂，苏联的援助全部撤离，气体扩散工厂只剩下成堆的问题和技术难点，我国的原子弹研制事业面临着缺乏燃料支持的危机。组织上考虑再三，最终决定将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王承书。

“我愿意！”没有任何讨价还价，不带任何迟疑，王承书再一次踏上新的征程。从此，物理学界再无王承书这号人物。每周一清晨，中关村路边不少人会看到一位清瘦的中年妇女在等班车，但无人知晓她是谁。王承书的儿子每周只能与母亲见一面，丈夫张文裕也因工作原因与王承书常年分居。对于这一切，王承书表示：“事业占据了我一生的三分之二，我没有做好作为一个女人应该给予这个家庭的一切，但是我不后悔。”

默默奉献育英才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成功爆炸，负责为原子弹提供燃料的王承书团队功不可没。此时的王承书早已功成名就，但当钱三强再次向其发出邀请，希望她可以继续隐姓埋名发展中国核事业时，回答他的又是一句熟悉而又坚定的“我愿意。”随后，她又投入到中国氢弹的研制中。1966年10月1日国庆节，毛主席特意邀请王承书等功勋卓著的科学家一同来到天安门城楼观礼，毛主席亲口赞扬她为“原子弹研究中的女功臣”。

王承书为中国的核事业兢兢业业大半生，然而除了少数一起工作的同事，几乎没有任何人知道她为中国原子能事业所做的贡献。在旁人眼中，她只是一个有些清瘦的普通妇女，就连丈夫张文裕也不清楚自己的妻子这些年在做什么工作。这既因为王承书工作性质的高度保密性，也与她默默无闻、不喜功名利禄的性格有关。曾有人问她获得过多少成果奖，王承书却直言：“我没有得过奖。”事实上，王承书自从回到国内之后，几乎再没有登上过领奖台，只因她从不把自己的名字署在研究成果上。由她主导的几十项重大科研项目都得了奖，但她向来反对“不失时机向别人分享劳动成果”的做法，她更看重：“我要做人梯，我希望年轻一辈的同志借助我的肩膀走到前面，这是对我最大的安慰。”

王承书不仅在科研领域取得了瞩目成就，她对祖国教育事业的贡献更是难得。1961年，她牵头成立了铀同位素理论培训班，培养出了8位原子能学研究员，这些人成为日后中国原子能事业的中坚骨干。天津理化工程研究院是我国铀同位素分离研究基地，这所研究院中的绝大多数研究员，都是王承书一手培养出来的。对待学生们的学业，王承书一贯认真、严格。不少学生都记得她批改论文时的情景，从基本概念、数据收集，到逻辑推导、语法文字，全都在王承书的考察范围内。1989年她患上眼疾，书本上的文字几乎已经看不清楚，为了批改学生的论文，王承书需要先把稿子用笔描深，再用放大镜观看。

直到临终前，王承书还一直担任着清华大学的客座教授，手底下仍有几位博士生。她在教育学生时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你们要注意对下一代的培养。”学生们不光从王承书那里学到了知识，更得到了人生的启迪。正是因为有着王承书这样孜孜不倦的教育者，中国的核事业才会源源不断地涌现出一代又一代年轻人才。同时，王承书的眼光从不局限于铀同位素分离领域的教育，而是着眼于全国的教育事业。她生前与丈夫约定，死后不给孩子留一分钱，所有的钱全部捐给希望工程。其实早在王承书六十年代入党初期，她便开始了对希望工程的援助。1992年张文裕病逝后，王承书将丈夫仅存的10万元存款全部捐了出去，在西藏日喀则建立了一座“文裕小学”。王承书临终前一年半，她也早早立下遗嘱，要求将自己的全部存款10万元捐出。1994年6月18日，王承书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

结语

王承书的一生，是对“为祖国和人民效力”誓言的极致践行。从最初毅然放弃优渥海外条件归国，到面对国家急需时三次毫不犹豫地喊出“我愿意”，她用自身行动诠释了爱国、奉献与牺牲的崇高价值。邓小平当年的那句看似简单的疑问，实则揭示了一位科学家为国隐姓埋名的伟大付出，也折射出那个时代无数无名英雄的奋斗缩影。她的事迹，是中华民族精神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永远值得我们敬仰和铭记。